前几天翻苏轼的集子，看到个特别逗的事。
苏轼被贬到黄州那年，44岁，没钱没房没工资。他本来是个朝廷命官，一夜之间变成什么都没有的罪人。搁现在，大概就是中年失业，房贷断供，还背了个处分那种。
但他接下来的操作，说实话让我有点意外。
他到了黄州，第一件事不是写诗抒发郁闷，而是——算账。
真就是在算账。他在给朋友秦观的信里写，自己把每月的四千五百文钱，分成三十串，挂在屋梁上，每天用叉子挑一串下来花。花不完的扔进一个竹筒里存着，留着请客。你看，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记账过日子吗？
光省不够，还得挣。后来朋友帮他申请到一块荒地，在城东的山坡上，杂草丛生，满是瓦砾。他自己下地开荒，种大麦种蔬菜，手上全是茧子。有个叫马正卿的老朋友来看他，堂堂翰林学士穿粗布短衣在田里锄草，当场就哭了。
苏轼反倒乐了，说种地有什么不好？以前在京城吃别人种的，现在自己种自己吃，踏实。
这块地叫”东坡”，他也从此叫自己”东坡居士”。所以你看，”苏东坡”这个名字，不是什么雅号，就是一块地的名字。一个落魄文人给自己起名的方式，跟农民给自家田起名一模一样。
说起来最有意思的是他跟吃有关的事。
黄州猪肉便宜，富人不屑吃，穷人不会做。苏轼就研究，小火慢炖，写了那首《猪肉颂》：
这就是后来东坡肉的来历。说实话，一个被贬的人，还有心思研究炖肉火候，这心也是够大的。
他还不止会做肉。自己做鱼羹，用鲜鲫鱼冷水下锅，放白菜心、葱白、生姜、萝卜汁和酒，临出锅放橘皮丝。做法他写得特别详细，后来在京城做了大官，还邀朋友来家里尝他这道鱼羹，一显手段。
更逗的是他去给小摊贩起名字。有个何秀才卖油炸果请他吃，他觉得酥脆，随口问了一句”为甚酥？”那何秀才也是生意人，直接就把产品改名”为甚酥”了。还有个开酒店的潘丙，请他喝酒，他嫌酒淡，说”错著水了吧”，潘丙也干脆，把酒改名”错著水”。
苏轼的名人效应，这两家生意一下就火了。
他还写诗去讨吃的：
吃人家的喝人家的，还写诗记下来。你说这人，穷归穷，但一点没穷酸样。
有回他喝醉了半夜回家，家僮睡得死沉，敲门不开。他也不恼，站在江边吹风，就着酒劲写了一首《临江仙》，最后两句是”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。第二天满城传说苏东坡坐船跑了，把当地太守吓得赶紧跑来看，结果他正呼呼大睡呢。
还有一件小事我挺感慨的。他有个同乡叫巢谷，从四川跑来看他。两人聊起老家的一种巢菜，都馋得不行。巢谷说，孔融跟杨修开玩笑说杨梅是”君家果”，那这菜就该叫”吾家菜”。两个人就这么在黄州的破屋里，对着一把野菜怀念故乡。
说到穷到谷底时的本能反应，这让我想起春秋时候还有个人，叫宁戚。这人也是个穷光蛋，在卫国混不下去，给商队赶牛车到了齐国。有天晚上城门关了进不去，他就在城外敲着牛角唱歌，歌词大意是”天下这么大，就没个识货的”。碰巧齐桓公出城，听到歌声觉得这人不一般，连夜面试，当场拜为大夫。
你说宁戚那晚敲牛角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什么呢？大概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觉得闷，想唱就唱了。苏轼在黄州研究炖肉、给小摊起名字、写诗讨吃的，大概也是这么回事——不是什么旷达，不是什么通透，就是日子总得过下去，与其苦着脸，不如找点乐子。
很多书里写苏轼黄州岁月，都爱用”旷达”两个字概括。但我觉得，把他那些日常小事拼起来看，更像是一个普通人在难处里的本能反应。没钱了就省着花，有地了就种着吃，猪肉便宜就研究怎么做，朋友酿的酒不好喝就取个外号。没有什么大道理，就是一个日子人。
苏轼离开黄州那天，站在东坡上看了很久自己开垦的田。后来他再也没回去过。但”东坡”这个名字，跟了他一辈子。
也没什么事。就是想起这些小故事，觉得一个人在最低谷的时候，能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，也是挺厉害的。
—— 周叔